Q：片名中的“北京”和“单车”（注：影片英文片名为Beijing Bicycle）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这个名字是否暗指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A：自行车一直是北京乃至中国的一个标志。很多年以来它是老百姓唯一的交通工具，我小的时候，一个家庭拥有一辆以上的自行车是富有的标志。在开放以前，衡量家庭成功的标准叫“四大件”：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现在如果还有人把这“四大件”作为奋斗目标，就成笑话了。
　　尽管自行车早已失去了以往的荣耀，但现在它还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因为轿车、摩托车还不普及。自行车从每个人都渴望的东西渐变成每个人仍然需要但都想换掉的东西。和缝纫机、收音机不同，它逐渐成了停滞不前的象征。在电影中，贵是骑自行车的人，这是一个成长与转变的历程，健的家境贫困，他的父母还是那种对自行车敬畏有加的人，买一辆自行车是一个重要的家庭决定，健对自行车的爱超过了对它的实际需要，他想得到它和想抛弃它都是因为自尊，这意味着改变和进步。

Q：贵和健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的“层次”以及一个来自农，一个长于城市，您的用意何在？

A：在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以至农民非常渴望有钱、风光的城市生活，贵就是其中之一，对钱和物质的追求是他唯一的动机，于是自行车不仅是他的求生工具，还是他生存在城市的一个确证。失去它就意味着失去了在城市中生活的权利，健是新生代的一员，尽管并不富裕，但生活在城市已经足以令他高人一等。尽管他仍然脆弱——脆弱到只能用板儿砖来证实自己，传统观念在他这里已经失去意义。自行车的初始功能已经被替换成了对虚荣、自尊的包容。他需要自行车并不是为了交通或生活（对于贵则是），而是为了爽。这是中国正在经历的一种变化。

Q：影片中的北京非常有意思，明显是一个转变中的城市，既有四合院、老房顶，又有西式的高楼、超市、庞大的摩天大厦衬着曲折幽深的胡同。

A：是这些对比鲜明的家、自行车、胡同、四合院，晒太阳的老人，追逐的孩子，生活在典型老城区的城里人和渴望城市的乡下人，这些对立的，混乱的图象正是现今中国有趣的地方。

Q：电影对北京胡同的运用可谓绝妙，能否谈谈在摄影上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成功？

A：北京的胡同越来越少了，我开始以为随便找一地儿就能拍，事到临头才发现很难。每处地方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拍摄中整个组常常要为了一场戏，在几处外景间跑来跑去。在骑车追逐那场戏里我们不能总使用那一个场景，因为我每次都想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最后我们在这上耗费了很大的精力，我们还得跟居民、街道办事处打交道。经过这事儿我认识到北京胡同正在消失。我在想到人们将得到更好的居住条件时，又为它们的消失深深伤心。我们找到的老房顶非常好，演员们可以光着脚在上边走。这对年轻演员，是非常特殊的体验。

Q：从地下拍片转到地上有何感觉？对执导这部台湾吉光公司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合作片作何感想？

A：地上还是地下，完全取决于“题材”。如果我想做的是不被允许的，我就转入地下，不同的方式要求不同的思路。“地上”拍片，取得许可证是必须的，这就会影响对这部影片的考虑，然后这就成了一种限制。这对导演来说是很不好的。地下拍摄只是一种有更大自由的制作方式，独立于任何现有制片机构的结果就是产生越来越多的制片小组，每一个都在寻找它的发行市场，每一个都在寻找它的定位。在现有的体系下，地下拍摄提供更好的多样性和独立性。但因为它是不合法的，就只能是小规模的计划，并且还必须在很不自在的环境中工作。